现代化财税制度助推高质量发展

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国家财政实力日益壮大，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，现代化的财税制度基本确立，在“强经济、促发展、保民生、护安全”等关键领域的治理能力全面提升，有效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，有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。

回首“十四五”，我国财政稳中求进，在组织收支、宏观调控、预算管理、统筹发展与风险四方面取得突出进展。

一、财政收支平稳运行，财政实力日益壮大

国家财力稳步增强。2021年至2024年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达84.27万亿元，2024年突破22万亿元，年均增长2.75%。在大规模普惠性与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背景下，宏观税负保持基本稳定。“十四五”期间税收收入预计超85万亿元，较“十三五”时期增加13万亿元，为财政改革持续发力奠定坚实基础。

财政支出积极有力。2021年至2024年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超106万亿元，2024年达28.46万亿元，年均增长5.03%。财政赤字率维持在合理水平，2021年至2024年赤字率总体位于3%，财政可持续性有效保障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支撑。

二、财政政策持续发力，宏观调控精准高效

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国内外环境，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财政部门瞄准供给、需求两端，持续创新财政政策工具包，打出包括超长期特别国债、特别国债、一般国债、专项债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，叠加一批普惠性和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，有效对冲宏观经济风险，以精准的宏观调控为中国经济注入财政动力。

逆周期与跨周期并行。财政宏观调控兼顾短期稳定与长期结构优化，既对冲外部冲击，又培育发展新动能。针对短期国际经济疲软、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冲击，财政通过提高赤字率、扩大专项债规模、推出超长期国债等方式及时对冲风险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财政刺激力度明显增强，累计动用2.3万元亿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、近20万亿元规模的专项债券资金，有力实现了逆周期调节。

除短期逆周期调节外，财政政策亦表现出面向未来产业、面向新质生产力的跨周期调节特点。为加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、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，财政累计投入1.5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，用于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，扩大专项债券作为项目资本金的范围与规模，设立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、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、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，带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，助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壮大。

供需两端协同发力。财政刺激瞄准新方向，从供给单向驱动转向供需两端协同发力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提振消费、扩大内需成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与发力点。在充分发挥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、构建“提振消费-稳定预期-结构优化-投资转化”的消费投资良性互动体系中，财政政策充分体现了促居民消费、扩有效投资的取向。

在消费端，2024～2025年连续两年使用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，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，显著促进通讯设备、家电、智能电子、家装等领域消费，拉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大幅增长。此外，延续并优化了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，持续释放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，带动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。在投资端，财政部门连续四年提高新增专项债券规模，有力支撑交通、水利、新兴产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项目投资，2022～2024年累计支持约10.5万个重点项目，有力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效应。

普惠性减负与结构性赋能并重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财政持续深化税收制度改革，表现出普惠性减负和结构性赋能并重的新特点。2022年，财政部门施行普惠性、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，面向国民经济大部分行业中的所有企业，一次性全额退还企业存量增值税留抵税额，全年累计到账退税资金高达2.46万亿元，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。

普惠性减负外，财政面向三类群体定向赋能。第一，面向技术前沿的研发型企业，不断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范围和比例，激发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力，推出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，进一步减轻其税收负担。第二，面向小微企业、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工商户，进一步加大企业所得税减免力度，施行“六税两费”减半征收政策，仅2022年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1.7万亿元。第三，面向公民，提高婴幼儿照护、子女教育、赡养老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，有效减轻个税负担。

三、财政体制改革纵深推进，财政效率稳步提高

现代预算制度立柱架梁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现代预算制度进一步健全，预算管理水平全面提升，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高。零基预算改革全面推开，打破基数依赖，从零开始编制预算，有效破解财政支出固化僵化格局，为保民生、促发展奠定财力基础。财政支出标准基本建立，形成包括人员、项目、公共服务供给在内的支出标准体系。预算绩效贯彻预算全过程，绩效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，绩效信息作为资金分配的重要参考，财政支出效率明显提升。

财力统筹全面深化。财政资源基本实现全面统筹，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。实现全口径预算收入管理，将行政事业性收费及国有资源资产收入统一纳入预算，盘活国有“三资”，统筹财力支撑高质量发展。财政支出持续向民生性领域和重点领域倾斜。民生性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高达70%。2024年社保、教育、农林水事务、医疗卫生支出规模分别达到4.21万亿元、4.21万亿元、2.70万亿元、2.03万亿元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.62%、3.94%、7.07%、2.06%；国家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得到有效保障，2024年科学技术投入规模突破1.1万亿元，年均增长率为5.96%，超过财政总支出增速；截至2024年，我国累计设立政府引导基金2178只，总目标规模约12.84万亿元，重点领域财政“资金活水”加速汇聚。

四、统筹发展与安全，有效化解地方政府财政风险

稳守基层“三保”底线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财政力量坚实保障基层“三保”，从财力、制度、预警体系三方面有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，保障国家长治久安。财力方面，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，2023年、2024年转移支付规模均超10万亿元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持续高增长，有效保障基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。制度方面，树立“县级为主、市级帮扶（兜底）、省级兜底、中央激励”的保障原则，各级政府的分级责任体系逐渐形成，在预算安排和执行环节确保“三保”支出。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，省以下财权和事权划分进一步理顺，在制度层面促进省以下财力均衡。预警体系方面，建立完善了地方财政运行监测机制，实时动态监控基层财政运行情况，形成有力的风险预警系统，有效防范化解“三保”隐患。

有效化解地方债务风险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政府债务的管理思路有效转变，以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安全的要求管理债务风险。财政扭转过去应急式、粗放式化债做法，以债务信息公开、债务结构优化、化债政策加力为抓手，有效保障财政安全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得到有效控制，部分省市如广东、北京、上海等已实现“全域隐债清零”。2024年，财政公开存量隐性债务规模并启动大规模隐性债务置换，总计安排10万亿元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，显著降低地方债务偿还压力，大幅节省债务利息支出。专项债新增额度保持高位，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，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。

“十四五”以来，我国财税体系以改革破题、以创新开路、以实干作答，成果斐然。展望“十五五”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水平、优化税制结构、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、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财力保障与制度支撑。